接着讲农民口粮以及引出的一个悖论

接着讲农民口粮以及引出的一个悖论

前面我从网上的搜索和其它网友提供的材料，在毛泽东时代的未尾，农民的口粮应当是平均每个人每天一斤一两粮食，我这里指是的纯粮食。我这里还指的是不管男女老幼，平均在一起。

那么，有网友的“反驳”是，让我调查一下1960年的农村情况。这个反驳与学术不太有关系在于，我是希望知道，一个错误的体制，在它没有犯明显错误的时候，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吃饭程度。比如，当我评估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时候，如果我专门找资本主义很惨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饿肚子，这样的论证是不严密的。同样，当我评估社会主义的某种经济制度的时候，如果我专门找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期，来论证这种制度必然要饿肚子，也是缺少说服力的。因此，找到人民公社体制的末期，这个时候经验应当比较多了，评估这个时候会不会饿肚子，才是判定人民公社是否“必然要饿肚子”的较好证据。

也就是说，研究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某些海外右派们要干的，就是要寻找所谓共产党的“罪行”，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嘛！而如果专门是研究经济制度，是要研究经济制度在不犯错的情况下的发展容量，那种研究办法就不同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平均每天一斤一两粮食，会不会有挨饿的感觉？

当然，有的人指出可能各地发展不平衡。但是，当时的返销粮制度是全国统一的，就是说，返销粮制度是当时的一个福利制度，就是说，当一个地方遭受洪灾或者旱灾，导致了颗粒无收，则国家会全额拨给返销粮。而且，返销粮的月定量，是全国统一的。

这种返销粮福利制度，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基本上没有实现过。这导致了一种情况，就是不管农民颗粒无收还是大丰收，平均每天一定有一斤一两粮食的。

那么，中国几千年以来，农村遭灾是个什么办法呢？是朝廷赈济的这种办法，再加上许多富人，地主开仓赈济。但是，赈济这种办法相当粗糙，是支起一口大锅，让灾民们每个人拿一个碗，排着队领粥。在国民党时期，一旦某地区发生灾荒，通常还用捐款的办法来进行赈济，许多小学生们拿着捐款箱到街上对每一个路人说，先生行行好，救救那些灾民吧！有点爱心吧。由此产生众多催人泪下的故事。这就导致经济有特别特别令人感动的故事发生。然后众人们一起抹眼泪。而那些受到赈济的灾民们，就要感谢，要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得热泪盈眶。总之就是一幅特别感人的场景。

而返销粮制度就没有什么可感动的，也没有什么热泪盈眶，因为粮食不够国家就得下拨返销粮，这是当时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国家不给，下面的灾民们就不高兴，还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啦？

从这种冷冰冰的效果看，我倒是觉得制度不如捐助，更容易产生感人故事，至少能够让倪萍的眼睛里经常充满泪花吧。

还是来研究每个人平均每天一斤一两粮食，会不会有挨饿的感觉的问题。有的人会说，当然会，你不知道，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而油水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每天一斤一两粮食，仍然是饥肠咕咕的。

相比之下，在座的诸位，如果给你们一天一斤一两粮食，你们吃得下吃不下？我在深圳市的机关啊工厂啊学校啊等食堂都吃过，我觉得在在我前面排队的人都和我一样，首先给卖饭员伸出两手指头，“二两！”，因此都是吃的二两。

那么，这是因为有肉，有油水。那么，如果我从现在开始，不吃肉和油，比如说，每顿四两饭，加上几根萝卜干或者榨菜，就对付一顿呢？我认为我现在仍然吃不下四两饭，那实在是太多了一些。因此，会感到伙食很差，不想吃饭，一想到吃饭就会觉得恶心，怎么这么差的伙食。但是会不会有饿的感觉？我认为不会有。

那么，有人就说你得锻炼身体。那么，如果我每天到健身房锻炼两个小时，行不行？我看仍然不行。那么，我每天到健身房锻炼八个小时，而且是大运动量高体力，那行了吧？我认为行了，我一顿能够吃下四两饭加上萝卜干了，而且还觉得不够，有饥肠咕咕的感觉了。肯定会的。

因此，相信当年的农民们是吃不饱饭的，一顿四两饭是有饥肠咕咕的感觉的。我接收这个观点。原因？就是因为农民的劳动强度特别特别大，相当于我每天在健身房锻炼八个小时。

但是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悖论，于是又开始抓狂了。那就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是不搞联产承包的，因此农民的劳动强度不会大，而是个个都在地里不干活睡大觉！如果是那样，那么农民一顿四两饭就应当吃不下了，如果硬要吃，那就会撑得难受了。哪怕是一天只干两小时活，其余时间睡大觉，那也不行。

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就是要么农民们偷懒不干活，所以一顿四两饭足够撑他们的胃的。要么农民们还是努力干活的因此一顿四两饭必然导致吃不饱，有饥饿感，但是计划经济能够叫人努力干活，认为计划经济农民就在地里躺着睡大觉不干活是不正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