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关于限期货币的问题
首先要申明一点的是，我完全同意一些网友对我的评价，那就是，我的经济学水平不要说什么大一大二，最多也就是个高中生水平。我也愿意一些网友给我当老师。我肯定不是搞经济学专业的人，不然我当然地到国家的一流经济学杂志上投稿，又是挣稿费又是弄职称的了。
我在提出我的观点时，当然不能够将它绝对化以弄得荒谬。比如说，如果人民没有饭吃，我却主张给他们发一架钢琴，当然是很荒谬的。没有饭吃当然是先发粮食。
此外，各单位发东西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我在部队，在学校，在工作单位，都经常遇到发东西的事。即使来到深圳，共产党的这个习惯实际上还存在。比如说去年我就被发了一大堆柚子，于是那几天我就拼命地吃柚子了。
就我的经验，各单位发东西，也有发得大家不满意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一听到有东西发，大家还是高兴的。这发东西虽然是由领导决定，但如果发得不好，这个领导也会被吐沫星淹死。本来领导发东西的愿望是想让大家念叨他的好，如果反而挨骂，他是不会干的。因此，领导在发东西时也是注意到大家的共同需求，如食品，服装什么的，也会在发之前质询大家的意见，因此不能说是不民主的。深圳这儿许多单位还“发旅游”，也就是组织大家旅游。而事情经常就是这样，有许多人，如果你不组织他旅游，他永远也不会想到用自己的钱去旅游。
下面说一些对“各位老师”的不同意见。首先有人提出，即使不买东西，还是可以投资，可以买股票，买债券，可以自己去办实业。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最终的买。
再将我的可能是错误的观点叙述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年生产出了一万元钱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期望着能够将这一万元钱的东西卖出去。如果一个社会一年生产出了一万亿元的财富，也就期望着这一万亿元的财富能够卖出去。比如说生产出了一千万台彩电，就希望这一千万台彩电卖出去，生产出了一亿斤粮食，就希望这一亿斤粮食卖出去。如果东西卖不出去，投资者就收不回成本，当然也就挣不着钱，这就打击了投资的信心。
这一点不应当只从一个人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我这个人，如果一年收入了一万元钱，创造了一万元钱的价值。那么我就要用这一万元钱买回我的价值，而且，社会上就一定存在着一万元钱的彩电，冰箱，衣服等着我去买。而如果我将五千元存起来，只买五千元的东西，那么社会上就势必有五千元的东西买不出去。而有人建议我投资，比如说卖股票，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花了五千元买股票，就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就是说，上市公司有市值五千元的资产潜在地被我控制着，由我委托上市公司的经理来管理，来投资。但这些潜在地属于我的资本的投入，仍然还是要买东西，必须把我创造的那五千元东西都买了。
当然，投资的“买”与消费的“买”不同，投资的买是为了使价值增值。而投资的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买生产资料，比如说，想投资做衣服，就要买做衣服的机器，比如说缝纫机。此外，要买做衣服的工人的劳动力，也就是给工人发薪。因此，我的那五千元，也许有一千元用来买缝纫机，另四千元给工人发薪，那么，那四千元归根到底也还是要由人来花，还是希望那些工人能够将我这一年生产的四千元东西买走，否则，仍然会积压四千元东西。而买缝纫机当然是生产资料。可是，在我做投资服装的生意的时候，我一定是认为许多人需要服装。但如果事实上人们并不买那么多的服装，服装前景不看好，我又怎么能够投资服装呢？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消费欲望的增加，那么投资的欲望也就不会增加。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就是省吃俭用。在解放前，中国人并不看重货币，尤其是国民党搞物价飞涨的时候，那时候打工的工钱都有用粮食来算的。那时候的中国人所谓省吃俭用，就是将东西保管好，将粮食保管好，长期保存慢慢享用。因为那时候储蓄的是实物，即使大户人家，也是储蓄实物，如金条银元什么的，或者珠宝。因为保存东西在个人，因此对市场并没有什么妨害。可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还是保持着省吃俭用的习惯，但这回他们将货币象实物一样的保存起来了。这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真正的实物是那些没有卖出去的彩电冰箱衣服，由那些投资者们代为保管了。投资者收不回成本，当然只好破产，当然也没有投资欲望了。
因此，为了要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拉动消费，让人们买东西。而在刺激消费的技术上，一是奖励消费的行为，一是惩罚不消费的行为。
资本主义国家惩罚不消费的一种技术是通货膨胀，就是说，如果你竟敢存钱，我就让你的钱每年毛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确有用每年固定比例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就是多印钞票。
但是通货膨胀的不合理之处，是它相当于一种强行的强制的征税，而这种征税的比率不管富人穷人全都一样，这样富人倒不在乎，从刺激投资的愿望来讲，富人可能还希望通货膨胀。但穷人就受不了，就有可能没饭吃。
还有一种轻微的惩罚不消费的行为，就是降息，但降息的空间有限。
而我提出的限期货币的方案，可能大家没有看懂，因此以为是强制性的了。我的方案是，谁要多少限期货币是自愿的，但要得多的人有一定的好处。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他还是可以全部要通常的不限期的货币。这里面没有任何专制的东西。
比方说，一个工人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元。那么，在发薪的时候就问他，你是要五百元限期货币，五百元长期货币呢？还是全部要长期货币？或者要八百元限期货币二百元长期货币？这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那么，如果我是这样的工人，我一定会要一些限期货币，因为我会得到某种附加的好处，我也不可能不花一点钱。我也打算存一些钱，因此我也要一些长期货币。而且，长期货币也还是一样用，还是可以买东西。
此外，限期货币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回收，技术上也还是可以探讨的，比如说委托一些商店什么的。限期货币也可以和长期货币自由兑换，这兑换的价格也成了预测经济的一种重要指标。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剥夺财产的事，既然一个人要了限期货币，他自然是决定一定会在限期内花完的，否则就不要了。国家是不限定限期货币的发行指标的，并不制定政治任务。但国家可以从限期货币实际上发出了多少这一点来预测消费的走势。
讲到这里也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方案。
此外，我认为，经济学目前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学科。因此，不要说大一大二水平，即使是那么多的经济学博士，什么专家又怎么样？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些个亚洲国家的那么多经济学的专家和博士们，怎么没有一个能够预报出来？要是回到1997年，按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博士，许多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观点，亚洲各国的经济是他们满意的规范的结构，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他们最不满意最不规范，最不象样，最象大一大二的水平，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物，什么乡镇企业，什么国企，都是他们哧之以鼻的东西。
可是就是中国社会这么一种不伦不类的怪物，却在金融危机后顶住了，并且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至于有的美国经济学专家们说：“现在世界等着中国去拯救。”
再说俄罗斯，当年苏联一解体，叶利钦也从美国请来了决不是大三大四水平的经济学家们来搞休克疗法。当时我也迷信市场经济这一套，也以为这下俄罗斯可好了，比我们强多了，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哪象我们，不三不四的样子。但事情的发展出乎于大家的意外，俄罗斯连续十年经济持续下降，到去年虽然有所回升，但还是没有到达前苏联的生产水平。现在美国经济学家们也都普遍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是失败的，而中国的经济是成功的。
因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大一大二什么专家博士。即使蠢问题也可以提。一些退休老太太炒股票的水平比股评专家们高多了。